合目的性又包括目的的明确和受目的约束。

所以日本对疫病的防控是波澜不惊的、日常化的，没有大轰大嗡的现象。日本社会早就在讨论这个风险，并积极采取各种预防举措。

因为我事先从电视、报纸已经看到这个疫情的公告，知道注意事项，所以我出现发烧等类似征兆，就立刻去医院就诊（第35条） 动物防疫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及时互相通报动物间和人间发生的人畜共患传染病疫情以及相关信息。（四）传染病暴发、流行情况的分级以及相应的应急工作方案。三是得到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授权的省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公布本行政区疫情信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不得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

所以，各级决策者实际上是需要尊重专业的力量的。[4] 那么，这种法律规定本身是否值得反思和是否合理呢？这就是本文需要重点探讨的地方了。无法可依的现状严重阻碍了相关汽车产业的发展，影响了我国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的进步。

自动驾驶的技术硬实力与法律等制度软实力同等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后者的及时配套：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跟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类似，未来的自动驾驶操作系统市场也不可能百花齐放而只会是寡头独大，大量的使用相同操作系统的车辆会负载尽管概率极其低但总量极其大的风险，这就需要行业的安全基金未雨绸缪。另一方面，从提高立法效率、节约立法资源的角度考虑，也应该尽快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律：毕竟在任何地区，立法资源都是非常稀缺、十分宝贵的社会资源，相似内容的法案反复在我国各地重复立法是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还有多少重要的法律草案等待着人大的审议。公众，以及法律专家对自动驾驶车辆上路安全的担忧主要集中在自动驾驶车辆的交通意外伤害、事故责任区分等问题。

立法者应当与国内外自动驾驶车辆生产制造团队进行更深入和直接的接触，以发现和预见一些需要由法律来调适的技术问题。此外，除常规的车险外，还可对每辆自动驾驶车辆适当征收一定比例的安全基金以应对潜在、未知甚至超过其监护人赔付能力的重大道路交通安全事故。

自动驾驶的关键技术依次可以分为环境感知、行为决策、路径规划和运动控制四大部分。除非革命性的燃油发动机出现，否则自动车几乎必将是电动车。5G的低延时高通量当然有助于自动驾驶更好地驾驶，然而要确保：离开筷子照样吃饭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童之伟：中国疾控中心实际上是国家卫健委下面的司局级事业单位，主任是两重身份，既是国家官员，又是研究员、学者，但其主要身份还是官员。

这是学者应有的道义责任。本文刊于《财经》2020年第5期，3月2日出版。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的职权，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的职权。落实宪法这些规定需要紧急状态法，这个法主要应该解决进入紧急状态时暂停保障公民个人哪些权利和自由的问题，以及哪些公权力机关获得哪些平时没有的职权、权限的问题。

根据《立法法》，这方面的争议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须作出相应修改。在应对一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和精神去做，必须有权限意识、基本权利保障意识，否则很容易人为造成某种程度的次生灾难。

童之伟：尽管这个命令是按合法程序做出的，但是按《立法法》规定，这种内容属于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才有的职权。马国川：有舆论认为，湖北省早期应对也有不当之处。

马国川：在舆论影响和权力支配下，个别地方政府确实存在把某些防疫措施推向极端的情况。如对延误防治时机追责，武汉市府何时上报，不妨公开往上走的时间表路线图，在哪里停留，停留多久，能一目了然。公权力组织处理突发事件时，习惯首先限制个人的权利、自由，扩充自己的权力，理由无外乎主观感觉有必要，至于有没有法律根据，是否侵害个人的合法权利或自由，有关机构和官员往往是不屑于讨论的。从官方角度看，抗疫与追责一般来说也不矛盾。《宪法》的相关规定构成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的基础，还有属于行政法层次或部门的法律，这主要指《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还有其它许多法律的相应条款。不能以自己是专家为借口，推卸作为官员的责任。

根据已经披露的信息，武汉市府应该也有条件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3条的规定，在去年底或今年1月初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和宣布进入预警期，并通报毗邻或相关地区政府，但他们没有履行这个法定职责。您是否同意这个主张，抗疫追责是否矛盾？ 童之伟：应当把民间和官方分开。

马国川：大疫当前，学习这样的法律有必要吗？ 童之伟：虽然为所欲为的情况不多，但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妨害了抗疫效果，浪费了抗疫资源，危害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部分合法权益，因此很有必要认真学习和执行《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1条的规定，花不了两分钟时间，甚至发一条短信足矣。至于全面，就是负有责任的机构和官员都要追究，不让任何有责任的机构或官员逃避追究。

想说出自己对所关注的事情的看法和想法，是人的天性，保障这种自由是我们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制度的根本要求之一。童之伟：可是后来争议比较多，最终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

如果有些地方确实有矛盾，可以服从抗疫的需要，暂缓追究责任，但是最后还是应追责。追责不仅仅是为了惩戒相关责任人，更是为了总结教训。有人推脱说已经向上级报告过。某些公职人员、尤其是个别地方领导在过去的公共生活中形成了一种不良积习：但凡有突发事件，首先想到的是把权力运用到极致，同时把公民权利限制到极致，并试图以这种方式表明办事坚决果敢、举措强有力、能干有担当。

立法不可能十全十美，即便法律文本上十全十美，还要人实施。因为追责并不只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过程，其中主要是调查，而追责有专责机关，调查完全可以不影响工作。

基本人权保障水平是衡量法治实行成效的最终标尺。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

在法治的轨道上应对公共卫生危机 马国川：依法执政前提是法律要完备，从这次疫情看，中国在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上立法是否完备？ 童之伟：大体上有法可依。从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角度看，相关的法规范也是零零落落，发展不平衡。

公开透明就是中央最近提出的强化显政，它是与隐政相对称的。不管怎样，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必须坚持法治，不能破坏法治。而实施除人的能力、素质外，还要看客观条件。向可能受到疫情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至少是黄冈、黄石、孝感等市的政府通报。

马国川：2004年修改宪法时，法学界就有人提出，为了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事件，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制定《紧急状态法》。童之伟：社会稳定很重要，但宪法保障的公民说话的自由也很重要。

不错，谣言是有害的，但当今世界的法治国家，一般是让谣言在各种竞相表达的信息和知识中不攻自破，不用或基本不用国家强力部门搜寻和惩罚谣言。这是为什么？ 童之伟：除了网上观察之外，我对上海采取的应对措施有切身体会，确实比较合法、适度。

童之伟：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九条中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传染病发生、流行趋势的预测，及时发出传染病预警，根据情况予以公布的要求，从目前公开的情况来看，湖北省政府在接获武汉市政府的报告后，并没有及时采取预警和公布措施。马国川：上海采取的防疫措施相对温和理性，比较讲求严格依法办事，但也被一些网民和上海市民指责不够硬核，过于宽松。